关于珍·古道尔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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纽约时代杂志文章《珍·古道尔 – 我心依旧》
日期:2016-02-13 发布人: 】【打印 关闭
  
        在半个世纪之前,她来到了坦桑尼亚的丛林之中来改变这个世界看待黑猩猩的方式。时至今日,这位世界上最负盛名的大自然的保护者仍在努力保护这些黑猩猩的生命。
                                                                                                 ——保罗·突利斯 
2015年3月13日珍·古道尔在坦桑尼亚贡贝河国家公园的坦噶尼喀湖上。
摄影师克里斯托弗·布朗/马格南,纽约时报。
 
  1957年3月,当珍·古道尔在发现她的护照丢了的时候,她已经是在伦敦的港口上准备在几小时后出发,开始她的第一次非洲之行。珍·古道尔有一位孩童时期的朋友搬了到内罗毕郊外农场。他知道古道尔从小就想生活在非洲的野生动物之间,所以邀请她前往与他们同住一段时间。为此,22岁的古道尔在她的家乡,英格兰南岸的伯恩茅斯,在两年中利用假期的空闲时间,通过做侍者,文书工作,和邮局的临时工等攒够了这笔前往肯尼亚的旅费。她将在伦敦的最后几天花在了和朋友们道别,以及在切尔西的百货商店“彼得·琼斯”购买行程中的必需品。现在看来这些辛苦都是要白费了。护照一定是在掏钱包的时候掉出来了。
  很难想象若不是有人捡到她的护照和夹在其中的船票,并把这些文件送回库克旅行代理的话,我们所熟知的献身于环保、科学、并让人类重新审视自己的珍·古道尔今天将会在哪里。还好旅行代理的人及时在码头上找到了她并带给她这些文件。“不可思议,”当我们上个月见面,古道尔回想当时的时候她如是说,“太令人惊讶了!”
  她兴奋而惶恐的同她的母亲和叔叔一同登上了肯尼亚城堡号,在甲板上逛了逛,从她将度过大半个月的舷窗瞭望。下午四点钟,家人下了船。起航了。二十四小时之后,当大部分的旅客都在穿过比斯开湾饱受晕船之苦的时候,珍·古道尔却在船首,如同她家信中写道的那样“身体伸得尽可能的远”。这封家信除了记录了她即将在随后的研究中大展身手的观察技巧,也记录了她在日后将思想传达给大众时的言辞技巧,例如下面这段关于船首随波浪起伏而使得海水颜色看起来不一样的描述。“海水是墨兰色的,当波浪升起的时候却变成了透明的蓝绿色,然后波浪破碎成白色和天蓝色的泡沫。最美的部分则是有一部分泡沫被打回了波浪之下,并在水面之下四散开来就像蓝白色的牛奶一样,边缘轻柔而朦胧。
 
  “孤独是一种生活方式。”古道尔在五十年前是这样描述她的丛林生活的。而在今天,作为一个足迹踏遍全球的生态环境保护者,她无法避免也无力拒绝与他人的接触。
 
  数月前西奈半岛的战事使得苏伊士运河关闭,所以这艘船不得不从好望角绕道。肯尼亚城堡号从伦敦到达位于印度洋的蒙巴萨一共花了三个星期。尽管古道尔在与她的船友们(她的同舱室友和三位新朋友—一个工程师,一个女家庭教师,一位在麻风病人村落服务的志愿者)分别的时候十分伤心,但是她已经等待这一刻很久了。当她在八岁的时候就受到了泰山和杜丽德博士故事的影响,并立志要在非洲生活。
  刚到非洲还不到两个月,古道尔就去见了古生物学家路易斯·利基。在那会儿,内罗毕的白人人口仍然只能算是个小镇。利基马上就在他担任馆长的自然历史博物馆提供她了一份工作。利基在接下来的三年中很大一部分的时间都在检验她的耐心和机械重复工作的能力。例如在其中一次夏天,长达数周在奥杜瓦伊峡谷进行考察—–这也是利基同样身为古生物学家的妻子玛丽稍后发现的可以证明非洲是人类起源地化石的地区。在那次七八月间的考察中,古道尔的工作是每天从清晨开始花上数个小时进行挖掘工作,而这里位于赤道南部仅两度。而在晚间,古道尔则要花上数个小时来聆听利基博士关于体质人类学的理论以及这些理论的应用。
  利基博士恰好相信一个首先被查尔斯·达尔文提出的理论,尽管在1957年这个理论并不流行,那就是人类与黑猩猩拥有共同的祖先。他认为对于野生黑猩猩的近距离研究将会推动对我们共同祖先的发现。换而言之,他在寻找一位能生活在野生动物之中的人。他告诉古道尔他知道有这么一个可以进行这种研究的地方:位于英属坦噶尼喀(今坦桑尼亚)的冈比河黑猩猩保护区。这是人类的禁区,无人涉足,而当地人相信自己死后会在那里重生为一只黑猩猩。
  1960年7月,古道尔登上了一艘比肯尼亚城堡号小得多的船,在坦噶尼喀湖温暖而幽深的湖水中航行数小时后,登上了冈比河的鹅卵石滩。
  去年夏天,几乎是在整整54年之后,珍·古道尔站在同一片石滩。广阔的湖面依旧温暖,她脚下的石滩依然如我。但是几乎每一天周围的风景都在改变。雨林已经重新占据了她当初扎营的空地。一个巡林站和一个小屋就在旁边。在视野之外的密林中,有着更多为员工,研究者,以及他们的实验室建起的砖房。一个小码头延伸到湖面上,一艘船正停靠在码头上并卸下从南边的小城基戈马来的一日游游客。这一切都得益于古道尔从1960年延续至今的,最长的也是最严格的动物行为学的研究。
  在开始的很长一段时间,古道尔几乎没有任何人类的伙伴。“孤独是一种生活方式。”古道尔在五十年前是这样描述她的丛林生活的。但在今天,作为一个足迹踏遍全球的生态环境保护者,她无法避免也无力拒绝与他人的接触。她总是显得和蔼可亲,她典型的打扮就是卡其裤和露在外边的牛津衫。即便在布琼布拉的酒店大厅待两分钟或者是在等待回伦敦的飞机起飞的时候,都会有人围过来赞美她。但她只有在酒店的房间里,童年伯恩茅斯的家园,以及这个半个世纪前她刚刚开始探索而今日仍鲜有人涉足的湖岸,才能找到对人类失望之外的宽慰。
  古道尔的一位同事和旧友告诉我,即将81岁的古道尔将冈比河称为她的教堂和避难所。在这趟旅途中,避难所这个比喻似乎不太恰当,大概是因为她一路上都在招募新的合作伙伴。在湖面陪伴古道尔几日之后,我们今天早上计划去林中观察黑猩猩。但是在路口却发现船上下来的游客已经把路都堵上了。古道尔认为如果她想走那条路的话这些游客会耽误她时间。
  安东尼·科林斯,一位在贡贝河指导狒狒研究,并且偶尔负责管理生态旅游的苏格兰人,与我们并肩站在一起。他问古道尔:“你想怎么走?”“远离人群。”她如是说
古道尔位于冈比河国家公园的家门口的黑猩猩们(她不在家)。
摄影师:克里斯托弗·布朗/马格南,纽约时报
 
  恰好古道尔看到了珍·古道尔研究会(意大利)的主席丹尼埃拉·德·多诺·玛尼尼。珍·古道尔研究会是她在70年代成立的非政府环保组织。“噢,看,是丹尼埃拉。”她十分热情的说到。德·多诺·玛尼尼准备去访问一个位于基戈马的孤儿院。她也同时发现了古道尔,并走了过来。在微笑并拥抱了玛尼尼和她的助手们之后,其中一名助手拍摄了两人聊天的视频,然后大家与这位伟大的科学家一起合了影。几分钟之后,这些意大利人就与他们的导游、以及进入森林寻找黑猩猩的游客一同离开了。
“让他们先走吧,”古道尔无可奈何地说道,“本来我也想走那条路的。”
  还不到一分钟,又有人来找古道尔聊天了:一位英国保守党议员同时也是艺术馆馆长的西奥多拉·克拉克。他正在前往布隆迪的路上并帮助当地企业建立一个由保守党组织的商业培训项目。两人一起合了影。古道尔告诉她关于布隆迪新开始运作的办公室的的事情,并希望将克拉克能与根与芽的人建立联系。根与芽是一个隶属于珍·古道尔研究会的国际青年组织。
  古道尔奉承的建议道:“最好能从英国政府争取到对布隆迪根与芽的支持”就像克拉克已经这么建议似的,尽管这看起来很渺茫。
  “我不能做出任何的保证,但是我至少能找到几个愿意聆听你的人。”克拉克这么回复道。
  古道尔递给他根与芽的电话号码,很快克拉克便离开了。
  “下一个是谁要出现了?”古道尔说,“尽管是保守党,但是至少是个非常有用的关系。”
布隆迪首都布琼布拉郊外鸟瞰基比拉国家公园的一家咖啡馆。
古道尔正在帮助当地人成为导游,这样他们便可以通过旅游行业赚取收入并成为环境保护的利益攸关者。
摄影师:克里斯托弗·布朗/马格南,纽约时报
 
  “你可以看到冈比河对我来说已经不是曾经的冈比河了,”古道尔说,“但是其他地方对我来说再也没有区别。”
  冈比河地区十分崎岖,植被错综复杂;陡峭的山脊从湖中升起,在2.5公里内上升了762米。这个国家公园无法通路,从临近的村庄走路到国家公园的边界也需要相当长一段时间。然而这却是黑猩猩的伊甸园,将人类远远隔开。古道尔选择了一条相对平坦的道路,大概是怕我跟不上,因为她在前两年还利用一条树藤爬上了陡坡。二十分钟后,我们到了一条小溪边,我是不是应该扶她一把?一位耄耋老人在陡峭的石坡上行走,而且只穿了双凉鞋。我趟过河并在河岸的另一端伸出手希望能扶她一把,但是她并不需要我的帮助。
  我们爬过一段路来到一片天然台地,这里有一个破败的小屋。这曾经是拉维克小屋,她曾经与雨果·冯·拉维克在60年代中期共同分享了这个仅有一间屋子的家。雨果·冯·拉维克是一位荷兰摄影师,当古道尔的研究被大众关注时,国家地理派他到这里来。我问她在心中是否还能看到曾经一同分享过森林的那些黑猩猩。
  “是的,”她悲伤的说道。“大部分时候是灰胡子大卫。”这是第一只接受了古道尔的黑猩猩,一只雄性首领。它的认可使得群落中其他成员也跟着认可了古道尔。
  这段小小的散步似乎令古道尔精神振奋起来。即便是在旱季的七月,冈比地区依然是浓密幽深的森林,其中充满了各式的生命。古道尔熟悉其中的每一种声音— 每一种鸟叫,抑或是远处叶子的抖动,是上边有黑猩猩,下边有狒狒,抑或只是风吹过的声音; 她也很享受向我讲解这些动物有时愚弄人类的故事。有几次在密林之中她看到一只有着英国狐狸颜色的鸟,但是大约除了她自己之外大概没人能辨别出这种颜色。她也告诉我了一个牛津动物学家在她到冈比地区之前在那里采集的黑猩猩声音样本的故事,那个动物学家对于这个样本是那么骄傲,但是这个声音样本其实是疣猪而不是黑猩猩发出的。“我后来也没有告诉他,”她说道,“这有什么意义么?”
  我们在散步中没有遇到任何的黑猩猩。那些每日追踪这些动物的研究者和员工们依旧在记录这些动物的行为,就像古道尔半个世纪前做的那样。这些员工可以带我们去找黑猩猩,就像他们带其他游客那样,但是古道尔说:“我只是不愿意看到黑猩猩周围围了那么多人。”我们在这次四天的冈比地区行程中没有见到一只黑猩猩。
  在古道尔第一次到达冈比地区三个月后,她沿着一道山脊行走,并看到一座蚁丘。在大约将近100米的地方,她花了一点时间才发现蚁丘前边黑色的身影是一只黑猩猩。她伏到了地上,并慢慢的爬到了不到50米的位置观察。这只黑猩猩带着一根长草爬到了蚁丘顶部,它在那里坐了几分钟并用手在做些什么事情。古道尔不知道它到底在做什么,因为它的背影挡住了古道尔的视野。她也不敢靠的更近。这需要花上一段时间才能使黑猩猩适应她的存在。当它从蚁丘上爬下来的时候,这只被古道尔日后取名为灰胡子大卫的黑猩猩走到了距离古道尔不到10米的地方。直到这时它才发现了古道尔,并短短的停下了脚步。她在它的脸上看到了“惊讶”的表情。它就这么跑掉了。
古道尔位于冈比河国家公园的家内
摄影师:克里斯托弗·布朗/马格南,纽约时报
 
  两天之后,古道尔又回到了同样的地方,并又见到了灰胡子大卫。这次灰胡子大卫还带着另一只黑猩猩。这次她可以观察到灰胡子大卫到底在做什么了。她关于黑猩猩使用工具的发现发表在了1964年的《自然》杂志上— 黑猩猩利用叶片从蚁丘中掏白蚁吃—这个发现永远的改变了人类对自己的看法。人类不是在自然界中唯一能使用工具的生物。接下来的研究越来越多。黑猩猩能打猎和吃肉。它们会在种群内行使有计划的暴力行为。它们有着复杂的社会生活,并且有着之前被认为只存在人类之中的复杂感情。当时古道尔仅有26岁,而且没有任何大学学位的,她已经做出在灵长动物学和人类学的领域中时至今日仍然是热点方向的突破性研究。这些行为学的研究成果和大胆的解释在50年后的今天仍然无法被完全理解。
  在灰胡子大卫接受了古道尔不久,她开始给黑猩猩喂香蕉,并开始触碰这些黑猩猩的婴儿。(古道尔在之后不久不得不限制这些行为,例如提供香蕉等行为将会改变她观察对象的行为,破坏她的研究数据)在那时,利基从国家地理获得了支持来继续在奥杜瓦伊的挖掘工作,他也同时向董事会讲述了他资助的这个年轻女子与野生猿类成为朋友的故事。古道尔的第一本书《和黑猩猩在一起》,由国家地理在60年代中期发行,并使她成为了公众视野中的明星,尽管这些掌声鲜少来自于对她学术方面成就的认可。古道尔向我讲述了一个她在剑桥遇到的一个小风波。学校在利基的推荐下决定接受古道尔成为一名博士生,尽管古道尔并没有本科学位。当她的书发表后, 这还是在她的博士项目完成之前,她的导师气得口吐白沫:“这这这这是给平民百姓看的!!”她告诉我这本书几乎让她被学校开除。作为一个受欢迎的女性,古道尔受到了行为学老学究们的嘲弄。她怎么给自己的研究对象起名字?还认为它们有感情?社会生活?她到底在搞什么鬼?
  而在今天,从蚂蚁到鲸鱼,研究者们将古道尔的研究方法用于各种动物,因为这套方法为现代野外生物学奠定很多行为规范。古道尔本人则成为了一个榜样,远在卡尔·萨根,史提芬·霍金,以及尼尔·德格拉斯·泰森等众多的流行文化的科普者之前。她启发了无数的科学家,从拯救大象组织的领导者到猩猩项目的主管,同时她也为无数想投身科学事业女性打开了大门。她也像利基曾经对她那样严格的对待她从六十年代末期来冈比地区的研究生们。
  古道尔在1964年嫁给了冯·拉维克,他们的儿子格鲁伯也在贡贝地区度过了他的童年。古道尔从剑桥获得的学术训练,以及国家地理和斯坦福大学的经济与物质支持,成功的把冈比地区建成了一个半自持的研究站。在1975年从湖另一边而来的扎伊尔叛军的洗劫之后,古道尔和其他的美国人都在接下来几年中远离了这个研究站。在那段时间,研究站看起来岌岌可危,斯坦福撤资,但是研究站的员工们仍然在古道尔的带领下在坦桑尼亚进行着研究,期间仅有一天的数据缺失。
  在实现了她童年梦想25年之后,古道尔做出了一个重大的事业决定,从一名科学家转变成了一名环保者。在1986年,她参加了一个在芝加哥的灵长类学会议,并意识到论文当中都讨论到了一个共同的话题。“有人的地方森林就在消失,”她这么告诉我,“这是如此令人震惊。”
  在90年代早期,古道尔在一架小型飞机上飞跃了冈比地区。这为她提供了一个关于她的这片原始森林的全新的视野。这片森林已经被52个快速发展的村庄三面围困,而且这些村庄里满是穷人。在湖面来来往往的数年中,她观察到了公园边界的森林采伐,但是无法与在飞机上看到的绵延数英里的光秃秃的山丘的震撼相比拟。冈比地区的黑猩猩需要通过生态通道来与国家公园之外的种群联系以维持其基因多样性,但是周边不断增长的贫困人口不得不砍伐森林以用作农田并获取燃料,这挤压了黑猩猩的栖息地。这趟飞行令她意识到黑猩猩正在面临困境,就像生活在这里的人们一样。古道尔现在每年用大概300天在旅途上来宣传森林保护和可持续发展。“我一直都很惊讶一个人可以做怎么多的事情,”她在布隆迪这么告诉我,“而且这个人还是我。这一点都不像我。”
  曼纽·穆提提是一名负责珍·古道尔研究会在冈比地区保护工作的当地人。她在加入组织之前是一名护士,也是一名极度怀疑外来者意图的人。“这些人很狡猾,”他说出了当地人的共同感受。当地人害怕恢复森林将会导致公园扩张并吞没他们的土地。“但是我们成功的向当地人展示了这是为了他们的利益—通过健康,教育,小额贷款,以及我们其他项目,”穆提提说道,“现在他们很高兴在社区见到古道尔博士。”
  现在很难说到底什么才是她工作的重点,黑猩猩或是人类。尽管她努力让工作专注于共同进步,取得平衡,但是看起来结果更倾向于人类这一方。周围社区的领导,民选官员,以及居民告诉我珍·古道尔研究会在这片区域的工作令当地人获得了更高的收入,同时古道尔的团队也在提供教育和健康服务。但是黑猩猩获益与否却是个未知数。克雷格·帕克,是明尼苏达大学的教授,70年代早期他在冈比地区从事野生动物的保护和调查工作,他对于保护工作对黑猩猩是否有益持怀疑态度。“我在坦桑尼亚见过很多援助项目,但是这些项目都很难实施,”他说道。“围着冈比地区种几颗树是挺好的,至少比不种强。但是如果你考虑一下黑猩猩的未来,你就会发现这只不过是数十个地区中的一个,这些努力杯水车薪。”古道尔研究会正在努力保护冈比地区周围的栖息地,这样的话黑猩猩就可以拓展他们的生存空间并减缓近几十年迅速的衰退。但是这项工作将是相当的昂贵,同时也需要无数的利益相关者的参与。这些人随时可以选择不合作。成功看起来仍然很遥远。
古道尔在坦噶尼喀湖边漫步时遇到几只狒狒。
摄影师:克里斯托弗·布朗/马格南,纽约时报
 
  古道尔认为机会正在来临。她说她在过去的十年中没有在同一个地方待超过三个星期。她游说过美国国会议员和一些部门,同世界银行讨价还价,对贸易组织和行政长官施压。她告诉我她最近说服了一家木材公司的管理人员执行一套能保护野生动物的操作规程。她的工作令美国鱼类及野生动物管理局建议将圈养黑猩猩也被划为濒危保护对象。她在一次晚餐会中坐到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主管弗朗西斯·S·科林斯旁边的时候,向他解释了为什么她认为应该停止在黑猩猩身上试药。(至少是从1987年她在本刊撰文开始这就是她的目标之一)古道尔并没有直接得到她想要的禁令,但是至少科林斯考虑了这个问题并且在与其他机构共同讨论后认为保有超过360只圈养黑猩猩对人类健康的研究来说并不是那么必要。其后,他宣布在2013年国立卫生研究院会将圈养黑猩猩的数量减少到50只。(时至今日研究院已经让66只黑猩猩退休了)
  在晚餐桌上说服联邦机构官员与在雨林里安静的记录和整理灵长动物行为的工作看起来大相径庭。户外生物学罗伯特·萨博斯基是一名斯坦福的灵长动物学家,也是《一只灵长动物的回忆录》这本书的作者。他是这样评论的:“这需要极度的耐心,这一点都不浪漫,而是充满了重复性的工作和无聊。”他也是在布鲁克林长大的时候受到了古道尔的启发,才在狒狒当中生活了数年。“很少有人在花上数年观察灵长类动物之后还想在那帮唧唧歪歪的决策者身上花时间的。几乎不会有灵长动物学者会认为这是有意思的。”
  但是如果古道尔与美国,法国,坦桑尼亚,布隆迪,以及硅谷的管理者们的交流能给我们任何启发的话,那就是与人交流和观察动物并没有什么本质区别,两者都需要耐心,意志力,和洞察力。这只花费了古道尔数月便发现了原来黑猩猩和这些人类的行为是如此的类似。现在这一切又回到了原点,她对于黑猩猩的观察使她对人理解更加深刻,并且在无意识中令她拥有了直觉般的说服力。
  距离贡贝巡林站数百米位于河岸和小屋,古道尔在那里有一栋自己的房子。她曾经和冯·拉维克以及格鲁伯一起在那里生活,并稍后和她的第二任丈夫德里克·布里塞森,一位曾经就职于坦桑尼亚首届民选政府的不列颠人,一起居住。这栋房子虽然有门,却没有传统的窗户。取而代之的则是铁丝网来把动物们隔在外边,却让冈比的自然气息穿堂而过。房子里四周则是科学相关的和其他登有古道尔论文的期刊。她仍然在一些主要期刊中署名,尽管她的名字更多是一种象征意义,而不是真正作为一个研究的参与者。令人稍稍不安的是房间中有着各种来自狒狒和黑猩猩的头骨和其他骨骼。我们在这里讨论了一下午关于她的行动主义以及这与她之前的研究生活的不同,听着波浪打在湖岸上的声音。“我通过谈话来改变人们,”她说道,“但是黑猩猩,我从来都不想去改变它们。”
  但是她试着展示自己对别人并没有威胁,我以为。
  “是的,”她也是这么认为,“我没有攻击性。”即便她跟一位议员只有数分钟在走廊里的谈话,她尝试来令谈话变得更私人,找到共同的话题,并询问亲人的健康状况。“你会尝试找到一个切入点,而不是坐过来就说正事。”
  但是萨博斯基的结论显然是正确的,他说古道尔更喜欢自己作为环保者生活在黑猩猩中间。“生活在冈比雨林的日子是我过的最棒的日子,”她在基戈马的一次古道尔研究会与坦桑尼亚官员讨论土地使用政策的会上说道,“有时人们会问我‘为什么你现在不在那里’?”
  研究会在一个只有一层的红顶U型建筑中,跟其他几个非政府组织一起,包括帮助布隆迪内战难民的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UNHCR)等。古道尔飞跃冈比之后在当地建立的环保项目的总部也位于这里。这里已经变成当地想找工作或者练习英语的年轻人的聚集地。
坦桑尼亚边境前往布琼布拉的道路
摄影师:克里斯托弗·布朗/马格南,纽约时报
 
  在冈比地区工作的博士后罗伯特·欧玛利恰好在城里,他找古道尔来展示一些他为G家系黑猩猩拍摄的一些照片。古道尔最早见到G家系的哥布林的时候它刚出生了数个小时。哥布林稍后成为了首领,但是在1989年又被击败而不得不退位。古道尔给他带了香蕉和和药品来帮助他从伤病中恢复。到了今天,至少有九个他的后代仍在生活在冈比地区。
  古道尔边看欧玛利的视频边笑,这段视频拍到了一只发情期的雌性黑猩猩在摇晃一根树枝来尝试吸引雄性的注意。“这实在是太好笑了,”她说道,“为什么她不像其他黑猩猩那样直接坐到他的脸上?”
  “不知道啊,”欧玛利说。
  “这家人实在是太逗了,”她说。“简直是我们见过的最充满活力的了。”
  “相当强壮。”欧玛利表示同意。
  “这对双胞胎谁更壮点?”古道尔问道。
  “戈登吧,她的女儿也是。我特别喜欢观察G系家族因为他们真的是名副其实的一家人,他们享受在一起。“
  “他们没有什么太多的问题吧?”古道尔一边盯着视频一边说。“我一直都很惊讶一个人可以做怎么多的事情,而且这个人还是我。这一点都不像我。”
  古道尔很少有时间闲下来。在我们从布隆迪的首都布琼布拉返回冈比的路上,她一直在处理电邮;与当地官员,法国和美国的大使见面;与一家训练当地人来参与酒店管理的美国人的不期而遇;长达四小时在没有空调的越野车上访问沿途的根与芽办公室。当我们离开城市的时候,车流和人群慢慢变成了棕榈树和木薯田,然后是村庄。他们小小的建筑都是用橘黄色的土烧出来的砖建成的。天气很热,我们吃了午饭。我以为刚离开伦敦两天的古道尔将会睡个午觉,但她直接取出一个标准拍纸簿和笔来写下如何帮布隆迪根与芽办公室获得一辆便宜的汽车。几小时之后,一架断桥使我们不得不在落日的余晖中绕道而行。“欧!”古道尔边说边把手放在了胸前,“看!”
  当我们到达坦桑尼亚边境的时候,天已经黑了。理论上现在想要越境已经太晚了。我们知道想要这么晚越境的其他人都被送回去了。科林斯下了车并跟一名身着军装的布隆迪执勤人员交涉,而我和古道尔则在车内喂蚊子。“我真高兴可以让别人去交涉,”她说,“但是很不幸经常必须是我自己去。”
  边境守卫说如果坦桑尼亚那边也可以的话,他可以放我们出境,所以我们开了不到100米外的坦桑尼亚边境,他们也同意了。在记录了我们的名字和护照号码之后,他想检查护照是不是本人的;他用手机灯照过古道尔的脸,说道,“您看起来很累了。”
  “你也是。”她回答道。“我今天对管理人员和大使们做了很多讲座。”
  科林斯问她是否在边境官员完成记录的时候想坐着等会儿。
  “不,我不想坐下来!”她说到。“我坐够了,现在我想跳舞!”古道尔跳着曳步舞穿过水泥地面的房间,双手插在兜里,尽管没有音乐但是依然看起来能量十足。
  半小时后,我们在爬过山头渐亏的橘黄色的月光下乘风破浪。古道尔一闻到空气中味道的变化和密林中浓密的植被就知道我们已经到了国家公园。
  古道尔工作了13个小时。漫长的一天,而且有所收获。在2013年她最近一次到访布隆迪的时候,她与法国大使格丽特∙冯·罗素讨论了布隆迪的维扬达公园:在长达十年的内战之后难民回到家园并在公园周围搭建房屋。她告诉冯·罗素她不认为政府有足够的资源来加强公园的保护。而今天在我们的会面中,冯·罗素告诉古道尔在上次会面之后他说服了法国政府来通过资金支持雇佣护林员。他们也将提供经济支持来说服当地人保护森林并推动旅游和发展。
  “你能想象当我听到‘因为你上次的访问,我们开始做这些工作。’的时候是什么感觉么?”古道尔说,“你永远不知道谁会做些什么。但是只要我一直这样,这些事情就一直在发生。现在你知道我为什么无法停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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